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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苏勇:管理学百年回眸与世纪展望

发布时间:2019-12-03 04:26:51 已有: 人阅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中国企业正在迅速成长,这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管理实践的成功。在中国香港和,同样诞生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其中有着不少成功的管理经验,这为管理学视角下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国转向提供了广袤和肥沃的土壤。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度、新加坡、韩国等东方国家。

  管理学的发展,从1911年泰罗出版《科学管理原理》算来,已经走过了整整100年。纵观管理学发展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虽远谈不上漫长,但在其伴随着工业和科技发展的绚丽过程中,也堪称波澜壮阔、内容浩瀚。经历了100年的实践检验,管理学发挥了巨大作用并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在21世纪科技与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回眸管理学的发展足迹,深刻认识管理学对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作用,可引发许多深刻的思考。

  从泰罗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他并没有能很好区分管理物品和管理人员的区别,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将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理解为一种单纯的效率至上主义的原因。

  1874年,有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美国人,他原本已经通过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入学考试,但却据说因为身体原因而没有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有点不可思议地转身进了一家工厂。这位学徒出身、进而做到总工程师的美国人,以他自己对于工厂工作和管理的切身体会与经验,于1911年出版了一本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科学管理原理》(ThePrinciples ofScientificManagement)。泰罗以这本书为核心,建构起了他的科学管理理论。这本书的出版和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建,不仅标志着管理这样一种人类在工作中的互动行为,从此由感性的反应走向理性的思考与作为,同时也宣告了一门新的学科——管理学的诞生。泰罗也从此被人们尊称为管理科学之父。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泰罗的思想是继联邦宪法之后,美国对西方思想所做出的最持久的一项贡献。

  从管理学视角而言,泰罗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性地把管理当作一门科学。泰罗自己在《科学管理原理》引言中宣告,他的意图是揭示可应用于各种人类活动——从最简单的个人行为到大型组织工作的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尽管泰罗自己认为,科学管理不是任何效率策略,不是确保效率的任何措施,也不是任何效率策略的组合,强调它带给人们的是一场心理,是对管理活动认识的改变,但大多数学者仍认为,尽管泰罗是从引导工人了解努力工作、提高效率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出发,但其管理理论的根本目的,没有脱离提高管理效率这个根本点。而这本来也没有错,这个目的也反映了管理学的基本出发点。

  泰罗的管理理论体系,主要还是基于对员工工作过程的多视角审视和分析,研究工人行为过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通过科学研究来提出一整套管理方法,从而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而且科学管理理论所谓从关心工人的角度出发,主要就是以经济手段来诱导工人,让工人了解如果采用这一套管理和工作方法,就能增加收入,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从泰罗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他并没有能很好区分管理物品和管理人员的区别,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将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理解为一种单纯的效率至上主义的原因。泰罗管理方法的缺陷在于,以一种精巧的机制或制度取代了对人的领导艺术。英国管理史专家斯图尔特·克雷纳(StuartCrainer)所著《管理百年》一书,就将泰罗形容为使用秒表的文艺复兴式人物。

  对于科学管理理论,尽管百年来一直不断有人质疑,但作为管理学的奠基之作,《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光辉却闪耀至今。科学管理理论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化的管理理论。

  有研究者认为,自从泰罗开创了管理学以来,迄今为止整个管理学的百年发展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以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为代表的科学管理阶段;二、人际关系与行为科学理论阶段;三、管理理论的百花齐放即管理丛林阶段;四、以企业文化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为标志的软管理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划分虽可商榷,但基本反映了百年管理学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基本路径。

  在科学管理阶段,管理理论的着重点主要就放在通过对工人动作、行为的规范,以科学的手段、科学的工具、科学的方法来提高劳动效率,使企业管理活动有章可循。这一时期管理理论的建立,使得管理行为从感性走向理性,从定性走向定量,为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而登堂入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管理学发展史上的人际关系和行为科学理论阶段,被管理思想史家丹尼尔·雷恩(Daniel A.Wren)称之为社会人时代。这一阶段的特点更多地反映了当时涌现出的一种管理哲学,更偏重于对管理行为本质的思考,而不是为了建立管理行为所遵循的标准。在这一阶段中,值得我们重视的无疑就是霍桑实验的研究成果。雷恩在他所著的《管理思想史》(第五版)中谈到:人们对此作过各种不同的解释,它在获得广泛赞誉的同时,也受到严厉的批评。这个阶段的管理学理论,将工作场所视为一个社会系统。管理者为追求效率使用的技术手段及经济回报,都应与组织中对人的关心相联系。员工们既有物质需求,但他们也有社会需求。这些社会需求始终存在于他们和同事及企业中其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在企业具体工作环境中的各种事件和物体,不能被当作独立的事物来对待,而必须被理解为社会价值的载体。

  在这一理论中,非正式组织观点的提出可谓是一个重点。人际关系和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一方面企业中有正式组织及其规则、秩序和工资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有非正式组织及作为其基础的各种情绪和人际互动的存在,这就给管理带来了问题。非正式组织不应被视为产生不良影响的一种人际交往方式,而应被视为正式组织的一个必要的、彼此依赖的重要方面。管理者必须在确保经济目标的同时,维持社会组织的平衡,并且使个体通过为这一共同目标贡献力量从而获得使他们愿意合作的个人满足。

  而随后的管理丛林阶段,各种管理理论纷呈,犹如密密的丛林。1959年,两份有关商业教育的研究报告出现,对管理学具有深远的影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戈登(RobertA.Gordon)和斯坦福大学的詹姆斯·豪厄尔(JamesE.Howell)各自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提出了管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而具体描述这种多样性并为它贴上管理理论的丛林这一颇为生动标签的是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他在《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中,提出了当时所存在的管理思想的六大学派,即管理过程学派、经验主义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数理学派。以后孔茨又在另一篇论文中补充为12个学派。孔茨认为,每个学派都对管理理论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管理学者不应该把内容与方法相混淆,管理情境过于复杂,因此各学派间难免发生一些丛林战,但随着某些管理术语被确定,对管理原理的逐渐认同,管理的丛林能够得以清理。

  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企业文化理论及随后的学习型组织理论等为代表的软管理阶段,则是与当代社会变化密切相关的。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互联网兴起和知识经济的产生,人力资本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任何一个企业中,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专业知识日益精深,组织成员彼此之间的密切合作和互相信任的作用日益凸显。知识共享、模块化生产、文化力制胜等概念相继被提出,管理学的发展趋势也从注重有形的物质和显性的组织状态,转向更注重于无形的组织文化氛围、组织框架内的成员学习以及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塑造等等。这一管理学从硬到软的发展趋势,契合了当今组织管理更趋于扁平化,更注重企业成员之间互动和知识共享的趋势,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在人类进步的每一个阶段,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人们总是要考虑如何以最佳形式将自己组织起来,并根据组织目标来提升运作绩效。但是作为一种将众多人群集合在一起的形式,组织的正式成型并有效提升运作效率,是从管理学诞生后才开始的。

  无论中外,管理实践古已有之,但对管理知识体系的正式研究却仅百年。在管理学的百年发展史中,涌现出五彩缤纷的思想和众多风流人物,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学问,管理学自从其诞生,便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为经济发展和各类组织的壮大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对于管理学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财富》杂志曾经有一段话来概括:工业化属于19世纪,而管理属于20世纪。在1900年,管理尚未为人所识;现在,它已然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活动。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事管理工作,它决定了我们经济进步的步伐和质量,决定了我们政府服务的有效性,决定了我们的国防力量。我们进行‘管理’的方式,我们影响组织的方式,影响着并反映出我们社会的形成过程。过去的100年见证了管理学形成的过程,管理成为一种职业,成为一门学问,成为一个学科。管理从一种不可言传的、非正式的、临时性的活动,发展成为一种可以从所有可能的角度、利用各种知识来进行规范分析和评论的活动,成为社会经济和个人生活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

  虽然,组织的形式早已有之,从希腊罗马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队直至今天的公司首席执行官,在人类进步的每一个阶段,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人们总是要考虑如何以最佳形式将自己组织起来,并根据组织目标来提升运作绩效。但是作为一种将众多人群集合在一起的形式,组织的正式成型并有效提升运作效率,是从管理学诞生后才开始的。

  无论是泰罗从效率角度的体系建构,还是被管理学吸纳进来的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理论,或是曾经担任过新泽西贝尔公司总裁的巴纳德对组织的明确定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员自觉协调行为力量的系统,直至曾经担任过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斯隆具有创新性意义的事业部制组织系统,以及当今风靡的学习型组织理论等等,无不将组织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致力于提升组织运作的效率。而一个组织,无论是经济组织或是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其运作效率越高,对资源利用便越充分。就像德鲁克所言: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机构以生命、能动、动态的器官。没有机构(如工商企业),就不会有管理。但是如果没有管理,那也就只会有一群乌合之众,而不会有机构。

  当今的管理学,几乎成为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同等名词,以至于谈到公共管理和其他方面的管理时,都要加前缀。由此可见,管理学最初的设计缘于对企业组织的研究,而且主要研究内容也是关于企业的发展。从泰罗创建管理学以来,管理学理论获得蓬勃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管理学迄今已成为一门显学。管理学的研究者人数众多,各大高校纷纷开设管理学科,众多精英人才纷纷投身于企业的管理工作,运用管理学的知识和理论,推动企业的管理实践。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类行业的各个企业,在管理学理论的直接指导和推动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以中国经济而言,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管理学并不被承认,未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但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管理学的研究和实践队伍迅速壮大,推动企业的能力也有了迅速增长。诚如总理在《管理科学兴国之道》一文中所说: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没有轻巧的道路可走,只有老老实实地研究改善经营管理,建立一套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才行。没有现代财务、成本、质量管理和科学决策制度,就不能搞现代市场经济。

  这主要是指企业等经济组织成员的观念变化。在管理学诞生之前,员工在组织内应该如何工作、如何密切合作、如何尽可能地利用组织所拥有的内外部资源,管理者应该如何对待员工,企业应如何对待顾客和所在的社区,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研究。而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些问题日益凸现出来,成为困扰企业组织发展的主要障碍。

  而在管理实践基础上所诞生的管理学,对这些问题逐一提出解决方案,例如企业组织成员究竟是经济人、社会人,还是自我实现的人;在组织内如何构建高效运作的团队,建立良好的团队精神和企业文化;企业应高度重视消费者感受,通过不断创新的技术和产品,来很好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企业要在和消费者的互动中提升自身能力,获取合适的利润;企业同时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所在社区和全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等等。在百年管理学的发展中,这些问题不断地在企业实践中反映出来,又在管理学研究中获得答案,不仅推动了组织管理者例如企业CEO和其他成员的观念变化,而且也使得组织发展日益健全,适应了社会的发展需要。

  这一点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尤其重要。经济全球化现已成为普遍趋势,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传递的便捷,世界变得越来越平,所谓蝴蝶效应已日益明显和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社会活动中。跨国间的投资、企业间的兼并收购已成为一种常态经济活动,在这种经济活动中,交易双方是否使用同一个话语系统,不仅关乎活动的成功与否,而且直接影响双方企业绩效。同样,跨国公司的管理实践,也需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方使用一套彼此认同的话语体系,来保证企业有效运行。管理学的建立,使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跨国跨文化的情境下,能采用同一个话语体系,研究彼此共同提出的问题,提出具备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有效地提升了双方的沟通效率,而且使得跨国公司的管理、组织的跨文化管理同样成为一种高效的管理活动,从全球化角度有效提升了社会发展水平。

  如果我们是把管理当作一门艺术来看待的话,单纯用一种数量化的工具去进行计量,自然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所以,当管理学发展历经百年之际,有必要对管理学的研究手段加以重新反思。

  回首百年,管理学从无到有、从局部到全面、从西方到东方都获得了辉煌的发展,为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例如,当今的管理学还是处于西方社会的强势话语体系之下,所有权威理论的提出、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乃至管理学的权威期刊和研究语言,几乎都是西方社会——主要是美国在一统天下。这固然有其历史渊源和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管理学的奠基者泰罗是美国人,管理学本身是从美国开始发源,美国又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世界500强企业绝大多数都是美国企业,许多管理学问题可能首先在美国企业里发生,也被美国管理学家首先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了新的管理学理论。但展望管理学下一个百年,无论是从实践需要还是理论自身发展,我们都应该提出如下期盼:

  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所有理论都是基于管理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呈现出问题导向态势。这虽然在理论联系实际上表现突出,也能够及时为实践者提供理论指导,但就理论体系本身而言,企业管理的微观层面涉入较多,而对企业组织宏观层面的管理理论相对比较缺乏,或者说比较薄弱。在目前形势下,社会发展复杂多变、价值系统日益多元、企业发展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企业中的许多管理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局部或某一个具体问题,很难用企业管理中某一个单项理论如营销管理或行为管理理论来加以解决,这就对管理学的理论建构提出了更加系统化的要求。

  当前的管理学研究,主要都是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用发放问卷等手段来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得出研究结果。这固然体现了管理学的科学性,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其中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管理最主要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同样的物体具有共性,可以测量、计算,而人与人各不相同。正如德国诗人歌德所言,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两个相同的人。而且人有复杂的心理活动和不同时段的情绪,所以,拿一个统一的问卷去测那么复杂的人,即便有一定样本量,所获数据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即使手段看上去比较科学,但其结果却未必科学。已经有许多学者坦言,拿一个问卷去测同样背景的被试者,即便把其他变量都控制住,仍然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果。而且就像德鲁克所说,管理学科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如果我们是把管理当作一门艺术来看待的话,单纯用一种数量化的工具去进行计量,自然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所以,当管理学发展历经百年之际,有必要对管理学的研究手段加以重新反思,一方面对现有管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思考和设计,注重研究手段的多视角与多样性,另一方面,借用当代先进科学技术和其他学科的最新理论成果,对管理学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有效创新,在管理学发展的第二个百年从方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有学者戏言,目前管理学研究的整个范式是:运用美国人发明的理论,去研究美国人感兴趣的问题,再用美国人的语言,写出符合美国人评价标准的论文,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此话虽然过于绝对,却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在管理学界包括中国管理学界在学术研究上的一面倒倾向。目前,从主流管理学文献(基本上是北美,特别是美国的文献)中套用已有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在中国进行演绎性研究,主导了中国管理学研究领域,这导致了詹姆斯·马奇(JamesMarch)所认为的组织研究的趋同化。管理学界的这种西方崇拜的现象,有其一定的生长环境和客观因素。当今世界无论哪一个行业,美国都有一些企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企业管理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的效率,使企业获得更强的竞争能力和更快的发展速度,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因此,美国企业发展壮大的结果,无疑向人们昭示了美国学者提出的各种管理学理论所具有的魅力。

  西方管理学研究者,基于西方企业的实践基础,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和丰富多彩的企业案例,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管理学新思想、新理论,丰富了管理学理论体系,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学研究者和实践者趋之若鹜,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少情况下也变得有些食洋不化。虽然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学术地位不高,中国还不是社会科学的学术生产中心,但局面正在发生扭转。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中国企业正在迅速成长,中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这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管理实践的成功。在中国香港和,同样诞生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其中有着不少成功的管理经验,这为管理学视角下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国转向提供了广袤和肥沃的土壤。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度、新加坡、韩国等东方国家。

  如果说在管理学的第一个百年,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基本都在西方的话,那么在管理学的下一个百年,基于东方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我们有必要提出,管理学应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东方和中国,以全面丰富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使东西方管理理论更好地兼容。管理学的发展,诚如生物的多样性一样,只有打破西方管理学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才能获得全面而健康的成长。

  管理只有恒久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在纪念《科学管理原理》问世100周年,回顾管理学百年历程时,我们相信,管理学必将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苏勇博士,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企业管理专业、东方管理专业博导,企业管理系主任。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筹)负责人。兼任上海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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