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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回眸与学术省思

发布时间:2019-12-03 04:29:41 已有: 人阅读

  虽然中国传统时代关于政治的诸多论述客观地存在于典籍中,并且在理论形态上也颇为完整,但它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展现为一种学科化的知识体系。作为学科化知识体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只能是运用西方学科分类方法将知识分门别类进行学科化整理的结果。即便如此,中国政治思想史也不能如同西方政治思想史一样自然地成为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西方政治学界所谓政治思想史只是指西方政治思想史。在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看来,中国传统时代并无专门论述政治问题的理论,“古代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思想,或者说中国人并不认为政治与一般性的社会事务有何根本区别”。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既不存在一个特定的政治领域,以区别于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也不存在西方那样的诸多专门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也确实没有关于政治现象的专门思考,并且也确实没有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那样的政治学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产生与西方政治学对应的思想体系”。如果严格按照西方政治学的概念与逻辑来检视、梳理中国传统理论资源,中国就确实是既无西方那样的政治问题,也无西方那样的政治概念与政治理论。但中国学者在从西方接受其政治学概念及理论逻辑时,却并没有拘泥于对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概念照搬和逻辑照抄,而是在译介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进行了必要的话语转换。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化知识体系的构造,就是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民族、民权、自由、平等、共和、宪政等,作为西方各国富强的政治要素被中国学者所看重,并以这些已经传播开来的关键概念为基础,搜集中国传统理论资源,试图在中国传统理论资源中找到与、民族、民权、自由及平等、共和、宪政等相类似的概念,并将其梳理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谱系。《中国民约精义》就是以、民权概念为依托,梳理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结果。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传入中国,既带来了比较规范的学科化概念用语,也带来了分析和解释中国政治的学科逻辑,将这种学科逻辑用之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整理与解释,就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知识体系。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所具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质量与风格,在根本上决定了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著述上可能达到的学科水平。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知识构造的概念体系选择,在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学科知识体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具体内容,而概念体系选择的不同首先取决于建构者知识背景的不同。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知识体系的构造结果,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治理论的内容,因为不论如何,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知识体系都不能被构造成西方政治思想史知识体系的克隆物,两者的不同显而易见;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体系构造所依仗的政治学知识背景。不同的政治学知识背景必然会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构造上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知识如果被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下进行建构,它就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被用于呈现普遍的历史规律。如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具体应用。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政治学概念与理论逻辑作为基本分析工具,其最基本的政治理论逻辑就是强调政治思想是“人类各别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和阶级斗争“行动指导的原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知识还可以放在西方政治学概念与理论的视野下进行建构,它在很大程度上就被建构为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被用来展示中国传统中的政治学。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基本要素,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也有,这是百年来学者建构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体系的基本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方式在中国人向西方进行学习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梁启超在19世纪90年代的《古议院考》就以为西方流行之议院亦存在于中国古代,虽然中国古代无议院之名,但却有议院之实。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弥漫的复古情结更将这种推理方式推到了一个新高度。有些研究者不仅试图在中国古典的政治话语理论中找到典型的西方政治概念,如公民、、自由、共和、宪政等;而且试图在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中找到诸如西方、人人平等、权利保障等命题;甚至还试图在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中发掘出一个完全没有西方影响的纯粹中国的现代化政治话语。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知识构造的概念体系选择固然有知识背景不同的原因,但也受到建构者主观意图的决定性影响。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并不是诞生在一个持久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而恰恰是诞生在一个风雨飘摇国破山河碎的救亡环境中,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被创造出来的直接动机就是救亡。在清帝国经历一次又一次内外危机而日益衰朽的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逐步注意到了西方各国在政治上的根本优势,并开始留意西方政治知识体系,开议院的呼声开始出现于朝野,西方的政体知识也开始受到中国思想界的关注。康有为将西方政体知识镶嵌在儒学知识谱系中,形成了一种土洋结合的政治新理论,开启了中国政治理论发展的崭新阶段。自此以后,一方面,中国社会在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选择上的快速西化,催生了一种批判旧文化和推崇新文化的启蒙心态,试图清除旧的政治文化,以确立和巩固新的政治文化,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知识的建构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并承担起了批评旧政治文化的使命。甲午战争后严复对中国旧文化的批判,内容上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传统遥相呼应,提倡“西学”,批判“中学”。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革新,虽然没有隔断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但却在根本上改变了政治保守主义的内容。在晚清的大多数时刻,政治保守主义都以翼教为目的,坚决反对在政治上向西方学习自由、平等、共和、等,异常执着地维护着自西汉以来就享有权威地位的“三纲五常”。但在“三纲五常”终于零落成泥碾作尘之后,政治保守主义就换了一种方式来继续维护中国传统的诸多政治命题,努力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发现一套纯粹中国的现代政治话语来。姚中秋主张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要“抛弃历史主义”,“打破古今之别”,“激活、转变、发皇先人之政治价值、理念、制度,予以新生转进”,“参与中国现代秩序之构建的事业”。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学科化的知识体系,既是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一个部分,可以丰富、发展和进一步完善既有政治学知识体系,并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积极建构;其存在又以一定形态的政治知识体系为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一定形态的政治知识体系为前提,它就不能获得任何有意义的学科化发展。“从知识论的视角看,中国政治思想史认识的对象无疑属于政治学科,其认识结果也只能汇入政治学的知识溪流,镶嵌于政治知识的逻辑大厦上。”虽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建构及发展必须要先以一定的政治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为基本前提,否则它就不能获得学科化知识体系所必需的科学形式;但一定的政治概念体系及理论逻辑主要是作为一种理论分析的视角和工具在发挥作用,而不能仅仅是作为中国政治思想概念解释和理论叙述的参照系,更不能试图把生动灵活的中国政治思想事实硬塞到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的容器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非仅仅是将思想的历史事实摆放在博物架上,而是要追求理解的贯通性和呈现的整体性”。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进行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选择时,要特别注意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的科学性,既要在概念体系选择和理论逻辑选择的时候,高度关注所选择分析工具在学科思维上的完整性,也要在分析工具使用过程中,注意完整真实地呈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事实,研究“立论来自归纳法,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母本’中梳理出来的,而且在解释和运用时也都以‘母本’的完整性为前提。”作为分析工具的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主要是给研究者提供一种分析和看待政治现象的视角和方法。在这个视角和方法下,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的一些特定政治问题得到了系统呈现,思想家们如何解答及在结果上解答得如何等思想事实,就浮现在了研究者及读者的面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概念体系及理论逻辑选择切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如果研究者基于政治现代化视角,以西方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或核心命题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参照系,或者只是用概念分析的方法,试图进行中西方概念的含义比较和格释,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长河中寻找西方意识形态关键词或核心命题的同类项、相似项,或者试图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发现一个西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替代物或等价物,那就很难获得基于政治学理论视域的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准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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