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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江:2002年中国城市热点问题调查

发布时间:2019-10-09 17:46:14 已有: 人阅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都对城市市民的日常话语和心理结构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为了对城市市民最关心的社会生活话题与家庭生活状况加以了解,美兰德信息公司于2002年10月底11月初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市进行了问卷调查,访问了15000多名年龄介于18岁到69岁的城市市民,共获得有效问卷11094份。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党的第15次代表大会以来的5年,尽管有东亚金融危机的干扰,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还是维持了稳定的增长,这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物质前提。所以,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城市市民普遍回答最近5年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回答“提高了很多”的城市市民占被访问总数的14.3%;回答“提高了一些”的城市市民占被访问总数的52.3%。这两者相加——即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的人数百分比达到66.6%。

  回答“下降了一些”的人数占被访问总数的10%;回答“下降了许多”的人数百分比仅仅为2.3%;另外有0.8%的人表示难以回答,选择了“不知道”。如果将“没有变化”视为维持了原有生活水平的话,那么,认为自己家庭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人仅仅为13%左右。

  在问到市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会在现有的基础之上有所提高,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其中,认为自己的生活“会大有提高”的人达到被访问总数的11%;认为自己的生活“会提高不少”的人占14.5%;认为自己的生活“会提高一些”的人占37.5%。这三项相加——即认为自己的生活在未来会有所提高的人数达到63%。

  认为自己的生活在未来会没有变化的人占被访问总数的17.4%——这个数字比“您在最近5年来生活水平的变化”中认为自己“没有变化”的20.2%小了一些。

  认为自己在未来生活水平“会下降一些”的人占6%;认为“会下降不少”的人占0.8%;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在未来“会下降许多”的人仅仅占0.7%。这就是说,只有大约7.5%的人明确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在未来会有所下降。

  另外还有12.1%的人对自己在未来生活水平的变化不能明确预期。加强政策的透明度,增加城市市民的工作机会,使劳动群众在人力资本提高的同时收入也有所增进,会有效地消除人们的生活疑虑,减轻人们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判断,从而增加他们生活的乐趣。

  通过对表1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城市老百姓最近5年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对未来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也充满信心。

  在问卷调查中,美兰德信息公司还对以往调查中被市民认为最热点的15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调查结果显示,市民最关心的前10个热点社会话题(按照被选择百分比高低排序)依次是:社会保障改革、下岗失业与就业、医疗体制改革、社会治安、反腐倡廉、教育体制改革、加入WTO带来的影响、药品价格、环境治理和祖国统一。

  从表2可以看出,城市市民对自己最关心的话题的选择,开始逐渐趋向于涉及自己生活的那些话题。社会保障——不管是养老保障还是失业保障,都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也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关联。下岗、失业,就业与再就业成为老百姓的日常话题。医疗保障改革,更是变单位保障为社会保障,对城市市民中在公有单位就业的人来说,这种改革将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

  但这种统计只是显示了大数趋势,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城市市民对自己所关心热点话题的选择,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分布差异。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对于“社会保障”和“下岗失业就业”这两个话题来说,虽然在所有的阶层都有众多的选择人数,但阶层之间的分布差异性也极其显著。总的来说,处于较低社会阶层位置的那些人,对这两个话题关心的人较多。因为这两个话题关系到了他们的老年生活和时下的“就业”。譬如说,在“上上层”的人中间,选择了最关心“社会保障”的人只占36.1%;在“上下层”就增长到了40.2%;到“中上层”又增长到45%;到“中层”增长到46.9%;到“中下层”增长到47.7%;到“下层”增长到49.3%;到“最下层”增长到54.3%。

  对于“下岗失业和就业”的选择,存在于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更大。在“上上层”的城市市民之中,只有15.5%的人选择关心这一话题;但到了“上下层”,这一选择的比值就增长到了19.4%;到“中上层”又增长到了29.4%;到“中层”增长到了37.6%;到“中下层”增长到了46%;“下层”对这一线%——稍微低于“中下层”的选择比例,但比“中层”以上各层的选择率还是高出了很多;而“最下层”的选择率则高达57.3%。可见,越是处于社会低层的城市市民,就越是关心“下岗、失业与就业”的话题。人们需要什么,就言谈什么,什么就构成他们的话语中心。

  在“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栏显示的百分比分布状况是:处于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的城市市民,比较关心这个话题。而处于社会中层的城市市民,选择该话题的百分比最低。其百分比分布仿佛呈U形状。譬如说,“上上层”选择关心这一线%,“上下层”的选择百分比占31.6%;“中上层”的选择百分比为29.7%;“中层”的选择百分比占25.9%,是最低点;而“中下层”的选择百分比所占比重就有所上升,又回弹到29.7%;“下层”的选择百分比更高,为34.9%;虽然“最下层”的选择百分比回落到28.5%,但仍然比“中层”的选择百分比要高。

  总体上来说,在“社会治安”、“反腐倡廉”、“教育体制改革”、“入世影响”、“环境治理”和“公务员加薪”等项,社会阶层选择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较高的社会阶层,选择百分比较高,而较低的社会阶层,选择百分比则相对较低。而惟独在“药品价格”这一项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选择呈现“无差别”状,因为卡方检验的显著性很差。这就是说,在“吃药看病”的花费上,不管是哪个阶层,其关心的程度都差不多,差异性不大。

  综合分析表2所反映的阶层差异性分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越是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越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越是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越是关心国家大事,越具有取向。

  在党的大会上,总指出,中国已经过渡到“小康社会”。在这个小康社会中,中国城市市民在家庭生活中感受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呢?调查发现,市民家庭生活中的困难,已经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或者改革开放的初期有了重大的区别。

  从总体上来说,伴随我国城市家庭消费中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市民用于吃饭方面的开支在家庭总开支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大幅度下滑。用于购置衣服方面的开支,也伴随收入的提高而减少了其在总开支中的比重。所以,感觉家庭生活中“衣食困难”的市民越来越少,在“总计”这一行中,只有2.6%的市民选择了该项(看表4的总计行可知)。

  对“养老没有着落”的担忧,现在看起来,在城市市民中还不太强。最近一段时期,国家对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统筹层次的提高、收支两条线的制度配置、国家财政的补贴等,使得广大离退休人员退休金的发放,有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前几年离退休人员对退休金的担忧。尤其是使那些原企业单位效益不太好的离退休职工的养老有了经济保障。在我们的调查中,只有5.4%的城市市民选择了该项。虽然那些年纪较轻的被调查者对“养老没有着落”的担忧还比较遥远,但新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就现在来看,还是起到了良好的社会作用。

  就调查的数据来说(看总计行),感觉生活最大的困难中,“子女教育的费用太重”位居第一:有24.4%的城市市民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教育体制改革,虽然贯彻着9年义务制教育的思想,但从已有的许多调查及研究中,都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在这方面的开支在猛烈增长。

  “失业下岗”位居第三。有12.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该项。下岗问题和失业问题涉及的家庭开始增加。劳动者由于失业与下岗而感受到的困难越来越突出。

  “有病看不起”位居第四。有10.3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尽管各地都有报道,说医院收费与药品的价格都在调整中有所降低,可与城市市民的实际感受相比,还显得很高。

  这种在总体上存在的“对家庭生活最大困难”的选择结构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但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选择差异性,却更有意义。

  小康社会的重大标志,就是城市市民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吃饭和穿衣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吃”的市场和“穿”的市场也开始具有很大的消费等级差距,不同阶层的人在自己的消费选择中都能够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进一步提高生活品质的能力,就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着差异。譬如说,同样是“衣食困难”,对这一困难的理解,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就不可能相同。从表4可以看出,虽然选择“衣食困难”的人数百分比在社会各阶层都最低,但在“上上层”中有6.2%的人选择了该项;在“中上层”却只有2%的人选择了该项;但在“下层”却有5.3%的人选择了该项。是不是“上上层”的人的确比“中层”或“下层”中的人“困难”呢?非也!对于“上上层”的人来说,“困难”意味着更进一步的提高“消费档次”,而对于“下层”的人来说,“困难”却可能意味着柴米油盐酱醋。参照系不同,理解的含义就可能不同。

  从表3还可以明显看出,在“没有困难”那一栏,从上到下——伴随社会阶层从高到低的变化,选择百分比越来越少。这就是说,越是在比较高的社会阶层,“没有家庭生活困难”的人数所占百分比越多;越是在比较低的社会阶层,“有家庭生活困难”的人数所占百分比越多。

  具体在“困难”项目上,在“中层”以上的社会各阶层,对“家庭生活最大困难”的选择百分比,主要集中在“子女教育费用太重”上;在社会“中层”和社会“中下层”,家庭生活最大的困难是“买不起房子”。而在社会“最下层”,最大的家庭生活困难是“失业下岗”。

  因此我们说,对“家庭生活最大困难”的选择,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最下层”阶层需要的是“工作”,有工作就可以衣食无忧;下层和中下层阶层需要的是“居有其所”,相对满足了吃饭和穿衣之需求之后,需要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但高高在上的房屋价格限制了其需求的满足。“中层”、“中上层”和“上下层”中最大的困难是对子女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衣食无忧”、“居有其所”之后,就开始“望子成龙”,就开始以提高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方式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本,为下一代安排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出路,在本质上,也在进一步提高下一代的社会地位。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断说,在城市市民阶层,最下层的少数群体,仍然处于维持生活和解决工作问题的阶段;社会中下层已经到了改善生活环境的阶段;中层和上层已经过渡到了迅速发展的阶段。

  因为从数量上来说,城市市民最多选择的“家庭生活最困难”项是“子女教育费用太重”,所以,表5又分项询问了不同阶层对不同教育支出类目的感受。从总计行可以看出,位居第一的是“学费高”,有52.4%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位居第二的是“兴趣培养费用高”、有32.4%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位居第三的是“课外读物费用高”,有24.3%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位居第四的是“课外活动费用高”,有22%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位居第五的是“课本费用高”,有20.1%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最后是“高等教育与留学费用高”,只有10.4%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

  但在这种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学费高”的选择,越是社会上层的人选择得越少,而越是社会下层的人,则选择得越多。对于“课本费用高”的选择,也存在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因为卡方经验很显著。但在“课外读物费用高”和“课外活动费用高”之间,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而在“高等教育费用和留学费用高”栏,则显示出阶层之间的差异:越是处于高的社会阶层,子女读大学和留学国外的机会越多。所以,越是处于比较高的社会阶层,越会感觉到“高教和留学费用高”。事实上,在高中及其以前的各个教育阶段,某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就将子女送往“重点学校” 接受教育,因此,他们的子女升入高等学校的比率就相对较高。那些子女考不上大学的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也会想方设法安排其子女出国留学。这都会增加社会上层家庭对“高等教育费用和留学费用高”的感受。因此,处于比较下层的社会阶层选择该项百分比较少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子女升入收费较高的大学和留学国外的比率也相对较少。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也在加速进行。正如某些著述所阐述的那样,“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受众最广、变革最大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建设息息相关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权益,成为最受瞩目的国家政策,也成为老百姓最为关注的日常话题”。在将单位医疗保障体制转化为社会医疗保障体制,并逐步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新体制的时候,城市市民有什么感受呢?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医疗制度改革”是城市市民关心的第三大社会话题。虽然在不同的阶层,对这一话题的关注程度不同,呈现出“越是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对这一话题的关注率也较高”的百分比分布状况。但新医疗制度的实施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段中,是否也存在某种程度的选择差异性呢?

  从表6可以看出,在“没有影响”和“影响较小”两栏,伴随被访问者年龄的增大,选择百分比在逐渐缩小。即使是在“影响一般”栏,也存在这种趋势。比如说,在18~19岁年龄段被访问者那里,选择该项的百分比是32.2%;但在65~69岁年龄段,对该项的选择百分比则下降到了21.6%。

  但是在“影响较大”和“影响很大”栏,伴随被访问者年龄的增大,选择该项的人数百分比就越大。譬如说,在18~19岁年龄段,有13%的人选择了“影响较大”,有4.2%的人选择了“影响很大”,这两者相加之和为17.2%;在20~24岁年龄段,有15.1%的人选择了“影响较大”,有2.6%的人选择了“影响很大”,这两者相加之和为17.7%;但年龄段增长到25~29岁,选择“影响较大”和“影响很大”这两者的人数百分比之和就增加到了23%。年龄段再往上增加,到达退休年龄段的55~59岁,选择这两者的人数所占百分比就增长到了42.5%;而60~64岁年龄段的被访问者选择这两者的人数百分比是46.9%。

  年龄越大,在该年龄段身患疾病的人数所占比重也会越多,对新医疗制度的关注程度也会越高,认为即将全面推广实施的新医疗制度对自己“有影响”的人数所占百分比也越高。

  我们在对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发现(看表7的总计行):“失业和下岗”问题位居第一,有70.4%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位居第二的是“问题”,有54.7%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位居第三的是“收入差距拉大”,有40.4%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位居第四的是“社会贫困问题”,有30.7%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位居第五的是“污染问题”,有23.9%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位居第六的是“社会治安”问题,有217%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位居第七的是“国企改革”问题,有9.8%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位居第八的是“离婚问题”,有7.3%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位居第九的是“干群关系问题”,有5.9%的被访问者选择了该项。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失业下岗就业”在城市市民的热点话题中,被老百姓认定为位居第二的话题。在这里,我们发现(看表7):虽然各个阶层中多数人都认为“失业下岗”问题是城市的主要社会问题,但不同的是,这一问题在各个阶层中的选择百分比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譬如说,“上上层”认为这一问题是主要城市社会问题的人数所占百分比为60.8%;“上下层”是63%;“中上层”是66.3%;“中层”是70%;“中下层”就上涨到75.5%;“下层”虽然是75.4%,稍微比“上下层”高了一点,但仍然比“中层”及以上各阶层要高;而“最下层”的选择百分比则达到了85.4%。

  在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是主要社会问题的认定上,也存在这种趋势。对于“上上层”来说,只有19.6%的人认为这是主要社会问题;在“上下层”就达到了34.5%;到“中上层”达到38.2%;到“中层”达到41%;到“中下层”达到45.4%;到“下层”达到45.9%;在“最下层”中,是46.2%。

  可见,越是社会地位高的阶层,对这一问题的选择百分比越低;越是社会地位低的社会阶层,对这一问题的选择百分比也越低。

  但在对“问题严重”、“污染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干群关系问题”等的认定上,却存在着社会上层较高而社会下层较低的分布状况。譬如说,“上上层”中有15.5%的人认为“干群关系问题”是主要社会问题;但在“最下层”中,则只有4.9%的人具有这种认识;在“国企改革”栏,“中上层”及以上各阶层认为这一问题是主要社会问题的百分比都超过了10%,而在“中层”及以下各阶层中,这一人数所占百分比都在10%以下。在“污染问题”栏,“上上层”中有23.7%的人选择了该项;“上下层”有29.1%的人选择了该项;但“下层”中的选择百分比仅仅是18.9%;而“最下层”的选择百分比也仅仅是15.6%。

  针对2002年城市市民对各种媒体监督作用的评价,新华社与美兰德信息公司合作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进行了电线多份有效问卷。

  调查显示(表9),城市市民被访问者对“打击污吏”的评价相对较高,认为媒体的监督作用有“大幅提高”和“有所提高”的人数百分比之和为54.6%;位居第二的是对“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评价,有50.5%的城市市民被访问者认为各种媒体在这方面的作用有“大幅提高”和“有所提高”;位居第三的是对“披露社会丑恶现象”的评价,有50.1%的被访问者认为媒体在这方面的作用有“大幅提高”和“有所提高”;位居第四的是对“披露偷税、漏税作用”的评价,有46.2%的被访问者认为媒体在这方面的作用有“大幅提高”和“有所提高”;城市市民对媒体在“披露职能部门失职”方面的监督作用评价最差,只有32.2%的被访问者认为其有“大幅提高”和“有所提高”。

  相应地,在城市市民中,有一半以上的被访问者认为媒体在“披露职能部门失职”这方面的作用应该加强。而认为这方面作用“有所下降”和“大幅下降”的人数百分比也达到了11.4%。

  尽管城市市民对其他几项的评价相对较高,但认为还“应该提高”的人数百分比都很高。这就是说,有一半左右或一半以上的城市市民对媒体的监督作用仍然不满意。看样子,媒体还应该往前再走许多步,才能够跟得上城市市民的心理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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